对酒席，我的记忆首先来源于农村。一张方形的八仙桌，四条简单的长板凳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农村老家，这便是一桌酒席的常规摆设，遇有红白喜事，或是农村节气，人们就会用上这样的摆设，用些乡间酒菜招待亲戚朋友和相好邻里。

    农村酒席其实礼节繁琐，比如一席二席以至酒司所坐的方位，都非常讲究，对这些，我小时候一直不怎么留意，读中学时坐酒席的机会多了，我才不得不花些精力弄清个大致。

    也许是那时农村太穷，也许还有别的原因？酒席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怎么好。说不好，同菜肴是否丰富可口无关，与农村那种谷酒的味道也没有关系，而是源于这样的记忆：常常是吃完酒席，我还得急急忙忙赶回家找吃的。母亲笑我，说小孩子在酒席上多吃点无所谓的，但我性格内向、自我意识极强，不可能无视“礼仪”而放纵自己。很长时间我就这样认为，酒席其实就是规规矩矩地坐着挨饿，而作为长子的我，代表全家去“挨饿”又是义不容辞的！

    走入社会，酒席的“档次”不断提升，圆桌圆转盘，小姐小包厢，菜肴动不动就出省出国，什么川菜、粤菜之类的。城里的酒席，讲的是吃好喝好，有时甚至极尽铺张，这与农村连“饱”都做不到的酒席相比，不知上了几个档次。因为来自农村，也因为长期从事与农村相关的工作，每遇酒席，我常常在心里算上一笔帐：这一桌酒席，能折得上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做上一年！酒席之后，我还是习惯性地向请方说句“谢谢”，然而，说“谢谢”的情形总觉得有点不自然，似乎带着点滑稽。

    滑稽的感觉来自许多方面，比如请吃的理由，很少出自感情，多半出于公事私事的需要——这酒席应该吃吗，值得谢吗？再比如请吃的开销，绝大部分由公家埋单——这又该谢谁呢？而且，酒席的摆设虽然进步到类似圆桌会议的形式，但等级观念仍然还是被人们创造性地继承下来。这样的酒席，我仍然难有好的感觉，常常萌生躲避的想法。

    记得九十年代初，纪检部门曾经过问“酒席”的事，申明招待标准只准“四菜一汤”，不得大吃大喝，现在也许是“大事”太多，像吃喝、钓鱼之类的“小事”已经无暇顾及了。

    有几次参与私营业主的请吃，业主申明既要吃好又不能浪费，我就暗暗地为招待标准能否过关担心，大吃大喝惯了的人，受得了这样精打细算的酒席吗？我无从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认真地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每天避免不了的公款吃喝，缺乏的可不正是这样精打细算的行为，这种不许浪费的作风！

    想拒绝感觉不好的酒席，但接受过“社会人”学说教育的我，知道与社会习俗决裂，并不是一界凡夫的我能够做得好的。我只能期待，期待着酒席风俗的改变，从工作的酒席进步到人性的饮食，从公款的浪费进步到经济的控制。